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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秦汉时期,人都是单名?(秦汉时期有哪些名人)

堪舆网2021-06-20 00:43:16人已围观

古人有名,有字,有的还有号,名多用单,字多用双。。所谓“名”,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,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。“字”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,是与“名”相表里的,所以又称“表字”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说:“幼名、冠字。”《疏》云:“始生三月而始加名,故云幼名,年二十有为父之道,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,故冠而加字。”又《仪礼·士冠礼》:“冠而字之,敬其名也。君父之前称名,他人则称字也。” 由此可见,名是幼时起的,供长辈呼唤。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,要举行冠礼,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,进人社会。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,未许嫁的叫“未字”,亦可叫“待字”。十五岁许嫁时,举行笄礼,也要取字,供朋友呼唤。

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?对此现象,古今论者意见不一。

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,“令中国不得有二名”所致。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,萧氏在其(中国人名的研究)中说:“近读《汉书?王莽传》,始知单名之俗,出于王莽的倡导。原来莽辅政,便实施二名之禁,莽传有‘匈奴单于,顺制作,去二名’语,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。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,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,刻铜印三颗,与其舅合谋,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,事发,宗自杀,仍遭罪遣。有‘宗本名会宗,以制作去二名,今复名会宗。’并贬官爵,改封号。这又表示去二名,是示朝廷的宠遇,恢复二名,则以示贬辱。这么地一抑一扬,一褒一贬,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,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。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,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,便是魏晋以后,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。”王莽的“二名之禁”造成东汉、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,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,故录以备存。

但是,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,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(9—23年)时间。尽管王莽打着“奉天命”的旗号,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,认为“秦以前复名盖寡,遂禁复名”,并直接下诏对单名、复名进行褒贬。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,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;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“二名之禁”,在这15年中,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,15年之后,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,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。故,王莽“二名之禁”并非是促使东汉、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,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。

对此,清人凌扬藻在《蠡勺编》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: “王氏懋《野客丛书》曰:‘后汉人名,无两字者,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。’仆观《匈奴传》,莽奏,令中国不得有二名,因使者以风单于,宜上书慕化,为一字名。或者之说,不为无据。仆谓莽窃取国柄,未几,大正天诛,汉家恢复大业,凡蠡伪之政,一切扫除,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。“然后汉率多单名者,殆承袭而然,非为莽也。”

《蠡勺编》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。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,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,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。文化不是静态的,而是一个活的流体,是沟通人与人、上代与下代、群体与群体、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。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,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,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,每一个社会、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,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。

东汉、三国、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,究其根源,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。

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,从周、秦以来,一直是以单名为主,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。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,但并不禁止二名,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。对此,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、舜、禹及夏、商、周帝王中多有二名,即已可证。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,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,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。 所以,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,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,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“单名之俗,出于王莽的倡导”。当然我们这样说,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“禁二名”的作用。王莽颁布的“令中国不得有二名”,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,乃是起了一种“雪上加霜”、“火上浇油”的作用,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,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。 同样,《公羊传》所谓“二名非礼也”、“《春秋》讥二名”的说法,尽管证据不足,但由于该书在汉代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文化环境里,影响较广(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),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。

综上所述,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,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,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,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,再加上王莽“二名之禁”与《公羊传》“二名非礼”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,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。当然这一见解,是否合乎历史本相,见仁见智,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。

那么,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?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。避讳起于西周时期,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,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。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,《左传?桓公六年》云:“周人以讳事神,名,终将讳之。”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,人死之后,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。因只避死人之名,不避活人之名,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,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、物名的混乱,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。如周孝王名辟方,周平王名宜臼,周哀王名去疾,郑庄公名寤生,晋文公名重耳,齐桓公名小白。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,为了巩固、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,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,帝王一即位,。就必须避讳,不但死名要避,活名也要避。如秦始皇名政,便改“正月”为“端月”,或读作“征月”。汉高祖名邦,改“邦”为 “国”。东汉光武帝名秀,以“茂”代“秀”,改“秀才”为“茂才”。汉安帝之父名庆,改“庆”为“贺”,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。

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,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,汉宣帝元康二年(前64年)曾诏日:“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,朕甚怜之。其更讳询,诸触讳在令前者,赦之。”(《汉书?宣帝纪》)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,使讳制更趋复杂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,并列入讳榜,令天下同讳,是一朝同制。

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,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。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,由此造成了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书名、年号等的种种混乱;甚至追改古书,如将《春秋》改为《阳秋》,《庄子》改为《严子》。

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,减少讳字,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:

一:是大量采用单名(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)。从帝王世系中可知,西汉15帝,仅有2个复名;东汉13帝全系单名;三国曹魏5帝、蜀汉2帝、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;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,15帝中仅有2个复名。统计从西汉至东晋(前206-420年)626年之间,54个帝王之中,仅有4人是复名,单名约占94%。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。帝王采用单名,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。东汉何休在《春秋公羊解沽》中指出: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,“其为难讳也,一字为名,今难言而易讳。”

二:是采用冷僻字取名。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、字,太子名震(音湾)字商(音迄),次子名奥(音觥)字粟(音礥),三子名壾(音莽)字显(音举),四子名寇(音褒)字奖(音拥)(《三国志?吴书?孙休传》注引《吴录》孙休诏)。此八字世人少用,以使人难犯易避也。西汉至东晋54帝中,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,如:西汉有汉元帝刘奭(音式),汉成帝刘骜(音傲),汉平帝刘衎(音看,又名刘箕子);东汉有汉章帝刘坦,汉和帝刘肇,汉质帝刘缵,汉少帝刘辩;三国有魏明帝曹睿(音锐),高贵乡公曹髦(音毛);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,晋愍帝司马邺;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,晋穆帝司马聃(音丹),晋废帝司马奕,晋简文帝司马昱(音玉)。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,如天子、皇帝、皇上、上、今上、皇、帝、陛下、圣人、圣上、明主等,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,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。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,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,使其名避免了“难言而易讳”,既减少了讳字,又便利于避讳,可谓“鱼与熊掌兼得”。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甚焉者矣。”(孟子语)这一来,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,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(避家讳),也纷纷采用单名。于是,神州大地单名大倡,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所见之人名,几乎全是单名。直到西晋“八王之乱”后,中国进入大分裂、大动荡的时期,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,少数民族纷入中原,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。避讳既无定制,宽严随意而异,这一来,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。于是,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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